宋鑫淼，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
我们看到了老师的疲惫和管理者的心酸，那学生呢？对于学生来说，通过三年的学习，他们最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选职业教育这条路到底值不值？
另一条道路，很多人的路
大家下午好，我叫宋鑫淼，来自香港岭南大学，是一名社会学研究者。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在过去的七八年时间里，我的观察一直围绕着一个群体，那就是中国的职校生。
大家可能听说过1:1的普职分流。这个政策就是指初中毕业之后有一半的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另外一半的学生则走职业教育的道路。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3423万人，其中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1658万人，高职在校生达到1764万人。
我真正意识到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的存在是我在北京读本科的时候。当时我参加了学校的爱心社，每周二下午我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到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给那里的孩子上兴趣班。
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没有北京本地户口的孩子。因为没有户口，他们中考之后往往要面临选择：第一个选项能读普高，但是得返回自己的户籍所在地，那就意味着他们要跟父母分离，成为留守少年；第二个选项能留在北京本地、也能读普高，那就是读私立高中，但这种学校往往学费高昂；最后一条选项能留在北京本地、也能负担得起，那就是读中等职业教育。
从2009年开始，国家推出一项面向农村户籍学生的政策，他们读三年中职可以免学费。所以对于一些成绩相对一般、家里条件也一般的孩子来说，读中职是一个颇具性价比的升学选择。
正是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职业教育从来不只是一种学校类型，它其实跟我们关注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议题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被空洞感围绕
在进入职校做调研之前，我心里其实装了很多问题：职校跟普高、跟大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职校生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跟那些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普高生、精英大学生有什么不一样？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和团队从2017年开始，花了三到四年的时间走访了甘肃兰州、贵州毕节、广东等地的中职和高职。
调研下来，我对职校的第一印象和普高、大学没什么差别，因为职校本质上也是一个学校系统。比如说，中职学生的学校生活按照课程表进行，也会有晚自习，也会有丰富的社团活动。不同的是他们有自己的实训课、实习安排，比较重视技能大赛和技能节。
▲ 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图源网络）
随着田野慢慢深入，我摸出了一种比较隐秘的不同，这种差别其实是一种时间感上的差别。
普高的三年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三年之后的高考，所以学校的安排时间都围绕这个最终目标进行。但中职的终点是模糊的，很多时候我问孩子们：三年之后你想去哪里、做什么？孩子都会摇摇头说：我不清楚，不知道，可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有一位比较早关注中国职业教育和职校生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家TerryWoronov，写过一本书叫作Class Work，记录了2017年到2018年她在南京两所中职的调研发现。
在书中，她记录了这样一幕：某个周中的午后，她挤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小凳子上，混迹在一群中职二年级学生中间，前面的学生都睡倒了，但老师还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类似的场景在我的田野中也时有发生。这会让我感觉到职校的氛围是相对空洞、松散，相对轻松的。
关于空洞感，Terry Woronov解释说是因为职校生已经被主流价值排除在外，所以他们不属于那些能考上精英高中、考上精英大学的成功者。再加上职校里的考试相对来说很轻松就能合格，监管也非常宽松，这种空洞感就更强了。
空洞感从何而来？
随着田野调查深入，我发现这种空洞感背后其实有更加结构性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很多孩子来自农村家庭，有留守的经历。跟城市里面被中产父母密集性养育、“鸡娃”的孩子不同，他们得到的规划往往是不够的，或者说他们在从小到大的求学经历里只能靠自己。
这特别能反映在他们选择职校和专业过程中。我常会问孩子：为什么你会选这个专业？选幼教的孩子会说因为国家放开了二胎政策，他觉得幼教非常吃香；选游戏设计的孩子会说因为我喜欢玩游戏，所以选了这个专业。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孩子说，因为他中考考砸了，去不了普高，他特别气馁，所以当时打开了报考指南书，闭着眼随便指，指到哪就报哪个专业。
▲ 图源网络
这种专业选择上的随意性会导致不少孩子进入中职之后发现自己对专业完全不感兴趣。但专业没法变，所以他们这三年只能凑合过。
第二个原因是专业的教学常常落后于市场，特别是一些新设立的专业和项目，比如说电子商务专业。我在贵州的高职调研时，当时有一个高职班里的不少学生已经有了线上兼职的经历。这些孩子可以很清楚地说出学校所学和劳动力市场所需之间的差距。
一个学生跟我抱怨道：在学校里面，老师还在教怎么用微信公众号写文章、写产品，但在工作上，公司已经要求他们做数据比较、修图，还有可能要搭建一些比较简单的网页。就是这样的比较让他们对课堂教学不太感兴趣。
而且职业教育本身就更加重视技能和就业，所以学生们也更信任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他们寒暑假会外出打工兼职，周末也会兼职。所以在调研的时候，我常感觉可能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学校更像是一个临时休息的地方，是他们打工累了、兼职累了，可以在课堂上趴一会、睡一下的地方。他们真正的战场其实在课堂之外。
成长的空间
回到学校教学本身，因为中职生不需要面对紧张的高考，所以职校的氛围其实相对来说非常宽松，反而也会给学生不少试错和成长的空间。
在调研中我也发现不少学生会参与很多专业社团。印象很深刻的是，在一个中职学校里有个气氛很好的汽修专业社团。在社团里面，老师手把手带着学生，高年级、有竞赛经验的学生带着低年级学生。这种手把手、小班教学的师徒制其实也多少让孩子们有了动手的兴趣。
学生们也会在学校里面做一些创业尝试。在贵州的一所高职比较偏远，附近没有快递点，所以一个物流专业的社团承接了学院的送水服务和快递业务，一单可以赚个几毛一块。
回到专业知识本身，中职可以让孩子在中学阶段积累专业知识，等这批孩子上了高职往往显得更自信，对自己的专业知识也更娴熟。
我在广东的一所卫生学校做调研的时候，一个护理高职班里刚好有两批学生，一批是中职上来的，另外一批是普高上来的。我能明显感觉到中职的孩子很清楚自己的职业发展是什么，因为他们在高中阶段已经考了护士证，而且已经跟不同的带教老师在病房里面轮转了。
▲ 图源视觉中国
在我看来，对于一些比较早知道自己的兴趣和就业方向的学生来说，中职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当然，能够比较早知道自己方向的学生还是少数。
职业教育学院化
近几年其实我也发现不少学生和家长多多少少出现了文凭焦虑。
最早开始调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中职毕业生升学的导向不明显，很多时候他们就直接就业了。高职更是这样，因为拿到一张大专文凭，对于不少农村家庭来说已经足够了。专升本意味着要脱产考试，要买培训资料、上培训班，而且一两年的本科学费对于不少家庭来说也是不必要的。
但是这几年劳动力市场正在释放一个信号，比如过去大专护理专业毕业的学生能在地方城市的二甲、三甲医院拿到一个位置，可是现在这些岗位越来越要求本科和研究生的学历。
我们发现正是劳动力市场的反馈使得最近几年职业教育越来越变得以升学为导向。比如，一些中职学校开设了自己的升学班，开设了3+2的中高职衔接办学项目，具体来说就是完成三年的中职学习后，通过内部衔接，不需要高考，再读两年高职，就可以拿到一张大专文凭。
拿到大专文凭之后，最近几年高职毕业生里大约有20%的人通过统招的专升本考试转向本科。
▲ 在北京昌平职业学校门口排队的学生和家长（图源南方周末）
社会学家柯林斯说，学历和文凭本质上是一种筛选机制。我们会发现学历一旦贬值，人们就本能地追逐更高的学历，专科不够就要本科，本科不够就要研究生，研究生太多就要名校的研究生。可是讽刺的是，在真正的用工过程中其实很多卡着高学历门槛的岗位往往只需要半年的在岗培训就能胜任。
当职业教育越来越成为升学的工具和通道的时候，学者会说职业教育出现了“学院化”。职业教育这条路本来是为了帮助那些在学业成绩上，或者说在理论学习上不擅长的学生走向另外一个山头、另外一种通道，但是最后弯弯绕绕，大家又回到了同一个赛场，玩着同一场游戏。
职业教育为什么难办？
我也不时会跟一线的老师和管理者交流，因为教育的场域除了学生，还有老师和管理者，我想了解他们眼中职业教育的难点和痛点。
老师：被日常消磨心力
一线的老师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更像一个监管者，而不是教育者。具体来说，就是要管学生的纪律、学生的冲突，这其实非常消耗老师的耐心和自信心，也没有成就感。
第二点就是教学上面的困境。我在一个实践课上看到，一个老师在讲知识点的时候，有些同学在玩手机、在不认真听讲。结果老师讲完知识点之后，学生们又一个个轮流上来问老师：刚才你讲了些什么？
这种教学的困境多少跟职业学校的生源构成有关。随着近几年招生的压力，不少中职学校为了满足招生名额，不得不放低招生门槛，招进一批学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
我在贵州高职调研的时候，一个老师讲了他的一线感受：
其实我们现在的中职生小时候都很听话，成绩也可以，到了初二就开始叛逆了，因为青春期嘛。然后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管不住，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没人引领，学习就废了。初中毕业上不了高中，父母管不了，就把孩子送到职校让我们管。可是他们来了职校也学不进去，特别是上英语课、数学课，成片睡。
去年，这所学校搞了一个普通话测试，试音环节要念出自己的名字和准考证号。老师发现有个学生一直试音不成功，就去问他：你为什么不读？是不是不认识字？学生点了点头。
我们要知道，中职和高职的课本设计也好，培训方案也好，默认学生具备了基本的初中和高中的知识文化水平。所以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能要给学生补初中的数学、小学的英语。
中考筛选了一批学业基础相对类似、学习习惯也相对类似的学生，所以普高的老师面对的是一批相对同质化的学生。可是中职的老师不是，他们面对的这批孩子其实成长经历各异，很多孩子身上还背着很多结构性的创伤，比如原生家庭问题、校园霸凌，以及自己学习上的障碍，这些问题才是原因，而学业基础薄弱只是一个结果。
面对这样一群孩子，老师要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建立他们的学习信心，完成高强度的技能培训以及就业准备，中间的心力和难度可想而知。
管理者：合作中的弱势方
学校管理者更头疼的是资源和资金，还有校企合作。
一个职校的管理者跟我说，其实要办好职业教育需要比普通教育更加复杂和高昂的投入。普通高中课本是统一的，一张黑板或者一个投影仪、一套标准化的考卷就基本满足了需要。
但是职校很难标准化，因为每个项目和专业其实都面对不同的就业市场、不同的技能。学校动辄要花几十万、几百万购买实训设备，甚至要把真实的高铁车厢、工厂、医院搬到学校里面。
▲ 模拟高铁站
除此之外，学校还要雇双师型师资。具体来说，就是这个老师既要懂得课堂知识，让学生坐得住，能够理解基本的原理；还要有动手的技能和工艺，知道工厂和公司要的是什么样的技能。与此同时，学校还要不断盯着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更替来调整培养方案。
职业教育还有一个核心的使命就是帮助学生做好从学校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衔接。我们常会听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这些词汇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很难，因为它其实横跨了教育系统和生产系统。
这个合作过程本质上不太对等：提供实习培训、实习岗位，对学校来说是一个考核任务，但对企业来说不是。所以在合作中，能够掌握实习岗位和就业机会的企业永远是强势的一方，学校往往处在一个被动和恳求的位置。
这样的不对等关系带来很多隐患。比如说，听起来很双赢的“订单班”，企业会高度介入学校的在校培训，学生实习或者就业的时候能去相应的企业。
听起来特别好，但在经济学里，我们有两个概念：一个叫作特定型技能，一个是通用技能。企业只是需要学生掌握特定技能，就是学生知道企业的系统是怎么样的、企业的产品线是怎样的，企业并不关心这个孩子有没有走到哪里都能用的真本领。
如果在不对等的校企关系里，学校完全听企业的声音设计自己的培训方案，其实会有一个风险，就是沦为免费的企业技能培训部，而不是一个教育机构。
这种关系不对等在实习中更能明确地反映出来。很多学院所在的城市没法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实习岗位，因此，很多学生要被派往全国各地实习。我在兰州的一所高职调研就发现，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会被派到北京、珠三角、长三角地方的酒店进行实习，但跟进实习的老师只有三四位，不可能全国跑。所以平常老师跟学生的交流就停留在QQ、电话、微信上。
除非出现重大的安全事故或者原则性问题，学校和老师在面对学生的抱怨时，比如说岗位超过工时要加班，或者说住宿条件和工作条件不太好，学校和老师更多会采取疏导学生情绪的态度。学校对于企业相关行为的监管非常有限。
▲ 图源北京青年报
技能证书为什么很难被认可？
我们看到了老师的疲惫和管理者的心酸，那学生呢？对于学生来说，通过三年的学习，他们最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选职业教育这条路到底值不值？
我认识的一个物流专业的高职学生。高职三年，他非常努力，得过不少技能大赛的奖状和证书，还当过学生会会长。但是他跟我分享了一个让他很沮丧也很愤怒的经历：在招聘会上，他的简历跟其他本科生一起投递到企业招聘官那里，但招聘官看到他简历上写的大专，就对他百般挑剔，这也不够、那也不够。
这个学生问我：老师，为什么我获得了那么多的技能证书，他们还是要用学历评价我？
招聘本质上是企业方在一群人才池子里识别那个他们觉得有能力的人。他会需要一些匹配信号。信号有什么呢？学历、文凭、技能证书、实习经历等等等等。技能证书也是一种信号，但我们发现文凭的信号更强，技能证书更弱。这位学生的经历其实折射出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技能证书到底怎样才能够被认可？
▲ 图源视觉中国
学界关于技能证书的改革有很多讨论，这方面有两个国际经验：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和英国的证书模式。
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其实是一套以职业身份为核心、被国家行业协会和工会共同认可的职业资格。学徒拿到了这个证书之后，走到全国的哪个城市、哪个企业、哪个工厂，都会被认可。而且他会有相对清晰的晋升路径和更高的收入回报。这套认证不是靠哪个企业的信誉，靠的是一整套包括“国家立法、企业出资培训、行业制定标准、工会监管”的治理框架作为背书。
当然这套证书系统也有自己的弱点，或者说这套系统相对不太灵活，学生进了某个职业，要转行的成本就会非常高。最近几年因为产业技术更迭比较快，一些企业出资参与的意愿也在下降。
另外一种模式是英国模式。英国模式是通过国家的职业资格改革，建立一套能力单元式的证书体系。就是说一个职业资格不直接指向一个职业身份，更像是一块一块的能力板块进行拼合，就像我们大学修学分那样。
它的优点是通过灵活的组合可以快速地响应那些边界模糊、变化极快的新兴岗位。当然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信号相对较弱。
过去的十几年，我们中国职教的技能证书改革，一直在两种模式之间来回摇摆，试图各取所长。我们最理想的当然是建立一套全国通用的、企业认可的强信号证书体系。
在调研里我发现护理专业更符合德国模式的构想，因为护理专业的学生要参加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考试，拿到证书之后到全国哪个城市、哪个医院，都能被承认，而且有相对清晰的晋升路径。
但护理这样的专业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专业其实还是边界模糊、很新兴的，比如说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他们面临的情况其实更像英国模式，技术更迭比较快，很难通过一个全国统一的考试来界定。
人工智能冲击
除了证书的困境之外，我在近两年的田野调查里发现人工智能正在近乎重塑无数工种的技能内涵。
去年我参加了一所高职的招聘会，当时有一批珠宝企业来招聘，很多首饰设计专业的学生去应聘。当时我看到很多企业招聘要求上写着会直播、新媒体运营、新媒体剪辑，反而对那些在设计比赛里拿到奖项或者说有设计天赋和能力的学生需求比较少。
人工智能几乎一夜之间，或者说很快取代了那些需要熬夜设计、需要审美天赋的岗位，而且它重塑了整个设计岗位的技能门槛和用工需求。
什么是拿不走的？
我们虽然在研究里一直鼓励职业教育跟上用工市场、跟上技能匹配，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现实的存在：教育系统跟生产系统就是两套系统。
在这样一个结构性滞后的现状里，我不禁会想：那我们职业教育到底要教给学生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怎样的品质和能力是任何市场波动、技能更迭和AI都拿不走的？
我在中职的一个汽修班认识了一个男孩。跟班里其他同学不同，他的分数能上普高，但他选择了中职、选择了汽修，因为汽修是他的梦想，他就喜欢修车。
所以同学们平时在宿舍里玩游戏、休息的时候，他会自己在实训室里拆发动机、看很多英语的课本、增进自己的知识。他在不少技能大赛里也拿过奖项。
但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其实不是这些荣誉，而是他原本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聊起汽车就滔滔不绝，跟我聊各种车系的设计、怎么维修、怎么通过声音判断汽车的故障。他讲这些东西时眼睛里放出的光芒不是为了文凭，而是真的源自于他对这个专业和这个手艺的热爱。
虽然我不知道他现在身处何方，但我无比确信带着这种热情工作的人一定不会很差。我想说这种热情是任何技术更迭都带不走的，因为他可以凭着这股热情从头开始，或者说不断地钻研。
一百多年前，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痛感学校所学跟劳动力市场所需的不同，所以想办职业教育。他心里的职业教育是要解决老百姓的生计问题，他说：职业教育的使命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我心里理想的职业教育不需要给每个孩子发一张标准统一、千篇一律的地图，不是要他一直爬到山顶、追逐更高的文凭，而是帮每一个具体的年轻人找到那件能够让他们热爱、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这个过程中享受的事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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